记者张智北京报道
10月12日，财政部长蓝佛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财税改革的表态，使得央地关系改革再次引发关注。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，其中一条，就是要求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。
“在财税改革中，央地财政关系的改革实际上是其中的核心。因为央地财政关系在整个财税体制当中处于枢纽地位，对预算制度改革、税收制度改革都有牵引性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不应拆分开来，必须有机联动、整体设计、协调实施，才能收到好的效果，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。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CMF论坛上对《》记者表示。
蓝佛安也表示，在整个改革的实施过程中，财政部将注重把握好政府与市场、中央与地方、效率与公平、全局与局部、长远与当前等重大关系，努力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，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。
提高中央支出比例
央地财政关系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重点突出内容，在财税体制改革当中分三部分，分别是预算、税收以及央地财政关系，其中，央地财政关系是核心。
“目前，央地财政关系仍需进一步改善，比如地方的财政支出大于全国的财政收入；中央的本级收入全部转移给了地方还不够；地方的债务大于中央的债务。”刘尚希表示。
他进一步举例，地方财政支出大于全国财政收入，即全国的财政收入全部给了地方仍有缺口，从2023年数据来看，差额约2万亿元；同时，中央转移支付10多万亿元规模也超出了中央本级收入，差额约2000亿元，中央完全靠扩大赤字和举债过日子，这意味着加大财力下沉减轻地方财政困难，以及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，都有待改善。
对此，毛振华表示，央地财政关系的背后实际上是跟事权相匹配的，地方政府运转离不开财政支持。但从现在情况来看，由于中央的收支比重比较高，不少省份都依赖转移支付。
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也表示，当前地方财政现状是：不给转移支付，地方财政就困难，“三保”就保不了，公共服务提供不了；但给转移支付，规模过大又不可持续，在分配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效率损失。
“在中央决策、地方执行这样一种治理机制下，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，中央做出决策，主要靠地方去实施，‘上面点菜下面买单’的机制特点就越来越明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导致了现在央地财政关系内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，这是根本问题。”刘尚希表示。
对此，毛振华建议，应构建一个更好的一般性地方财政收支体系。收入方面，有些税种，比如消费税，除了烟酒等特殊行业以外，应调整到下游征收，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收来源；支出方面，应扩大中央支出比例。
“应扩大中央直接支出的比例，降低地方支出，地方支出里增收节支，合理支出，稳定收入来源。”毛振华表示。
刘尚希则建议，应按照三中全会《决定》，提高中央支出比例，将事权、支出责任上移，这会大大减少“上面点菜、下面买单”的情况，地方事权、支出责任可预期性就可以有所提高，“小马拉大车”的情况也会极大地降低。
需要顶层设计
值得注意的是，政府的收入来源除了税收之外，也有很大比例来自于政府的债务。毛振华表示，要警惕地方政府债务被挪用为预算内体系开支，比如基本的政府预算开支透过债务的形式进入到一般的预算体系。
对此，毛振华建议，要在存量上逐步消化存量，把地方政府债务，包括隐性债务、一部分城投债务都转化为政府债务，中央政府债务也如此，用中央政府的信用来支付，这样利息较低，可以做一些消化处理。
在他看来，地方政府包括城投债务里一些非营利性资产，比如修的公路、桥梁、隧道都在资产负债表里，这些首先第一批就置换出来，由中央政府债务来承担。
“现在中央支出比例不到14%，显然太低了，至少要提高到30%—40%这样一个目标。如果在2029年能提高到40%，央地财政关系内在确定性就可以大大提高，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无形中就能化解。”刘尚希表示。
“从现状来看，省以下财政确实具有多样性，有些地方比较重视省级财政调控能力，有些地方比较重视地方的激励，省级调控能力相对比较弱。包括收入划分方式有些地方并未做到统一规范，不同市不一样，有些地方还依赖于线下的上缴。因此，增强省级调控能力，掌握更多收入、直接承担更多支出至关重要。”罗志恒对《》记者表示。
刘尚希则表示，要充分考虑到各级政府的能力，各级政府在应对风险能力方面要考虑各自的边界上限。应当遵循风险分配的原则，原则上谁能有效对冲什么样的风险，这件事就交给哪一级去干。
“提高中央本级支出责任不是简单改变一下炒股杠杆门户咨询，实际上涉及到中央各个部门的职责、权利，非常复杂，这样一项改革显然不是通过财政部门的协调可以推动的，需要中央层面，类似于1990年分税制改革一样，由中央领导牵头负责这项改革，改革的实施才比较顺畅。”刘尚希表示。